“我們都是受益者”，這是記者日前在文化體制改革采訪中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我國文化體制改革進行8年，多位親歷者認為改革對自己產生良性影響：管理者們發現作品從“叫好不叫座”到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兼得，文化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年輕人從論資排輩到“憑本事說話”，潛力被充分挖掘；老職工從擔心畢生努力被一筆勾銷到切身感受改革帶來的妥善安置，藝術生命力得以延續。

“再選擇回事業體制？我們都不回去了！”

2008年12月，成立近50年的廣州雜技團轉制為企業。那是曹建平擔任雜技團團長的第13個年頭，剛知道要轉制時，她大哭一場，“不光是我，從小孩子到老人家，都在哭。以為政府撒手不管，讓我們回到舊時代雜耍的社會地位。”

曹建平沒有料到，僅在轉制一個月后，雜技團在北京連演14場《西游記》，收入超過150萬元，這與以往的市場收益有“天壤之別”。“改革前我們不大考慮成本，《西游記》用了260多名演職員、8個貨柜道具，為了拿獎不惜一切代價。轉制后我們把節目壓縮成60至70人，道具兩個貨柜就搞定。”更重要的是，轉制前不管動作難度高低補貼都一樣，很多人以“今天腰疼”等理由逃避演出。轉制后實行績效管理，能者多勞、多勞多得，不僅讓雜技團的精英充滿干勁，還引得外地優秀演員紛紛加盟。

讓曹建平更加心安的是，轉制后政府對雜技團并沒有“撒手不管”，而是先后投入1000多萬元，翻修雜技小劇場和排練場，另外還撥款支持精品創作，特別是具有本地特色的作品，包括亞運會之后推出的《亞運小子》。

在這一輪文化體制改革中，很多人與曹建平感同身受。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院長柯軍就是其中一位。2005年1月昆劇院整體轉企改制，柯軍最初很不理解。不過，他很快就嘗到了轉制的甜頭。在把演出目標從“獲獎”轉向“市場”后，一批“主流化、國際化、時尚化”的作品相繼問世，昆劇《1699·桃花扇》不僅有傳統版本，還相繼打造出青春版、老年版、音樂版等6、7個不同版本，滿足了不同劇場和觀眾的需要。2010年昆劇院演出644場，是轉制前的6倍；收入達607萬元，是轉制前的10倍。演員年收入也從過去不到1萬元達到眼下的7、8萬元甚至十幾萬元。

不久前中央明確昆曲可以作為公益性文藝院團保留事業編制。不過，柯軍認為院團從轉企改制中受益匪淺，“再選擇回事業體制？我們都不回去了！”

“如果沒有改革，像我這么年輕只能跑龍套”

與曹建平、柯軍等管理者從不理解到支持改革的轉變相比，年輕人接受文化體制改革的速度更快。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后，打破傳統用人機制的弊端，形成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用人機制，極大促進了人才的流動和成長，讓一大批藝術人才脫穎而出。

今年21歲的單雯16歲時經過層層選拔成為《1699·桃花扇》的主演，如果在事業體制下，這個年紀毫無例外都在跑龍套。“我父母也是昆劇院的，都從跑龍套開始。”單雯還有一件事讓父母“嫉妒”：昆劇院一年給她辦一次專場演出，而父母迄今還沒有一次專場。隨著演出場次的增加，她的名氣也越來越大，往往是演出前兩天門票就賣光了。

同在江蘇省演藝集團，歌舞劇院的張其萍也在轉企改制大潮中脫穎而出。2003年剛進劇團就趕上歌劇《悲愴的黎明》選角，和資深演員競爭當上了女一號，這在以前難以想象。2010年，集團為她打造了一場高規格音樂會，“集團調動了交響樂團、歌舞劇院等多個單位的資源，如果不是文化體制改革，這樣的資源整合不可能實現。”

從“跑龍套”到“當主角”，這樣的轉變不僅發生在文藝院團內。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建立新的選人用人機制，去年集團開展了新一輪中層管理人員公開競爭選拔，通過公開演講答辯、民主推薦測評、組織考察等程序，一批優秀中青年人才脫穎而出。剛滿30歲的謝志堅通過競聘成為江蘇新廣聯科技股份公司副總經理。

“如果按資排輩，這個年紀當上處級領導基本是不可能的事。不光是我，還有十多名30歲上下的同事走上了直屬企業領導崗位，更多的優秀青年人才進入集團后備人才庫。我們確實是改革的受益者。”謝志堅說。

“雖然退休了，比以前活兒還多，精神頭兒更足”

“改到深處是產權，改到難處是人員”，在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過程中，老職工如何安置一直是困擾改革的難點，也是改革能否平穩順利進行的關鍵。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各地在改革中充分考慮保障老職工利益，并且隨著企業的發展，不斷提高轉制分流人員和離退休職工的待遇，讓所有職工能夠共享改革成果。一些老職工發自肺腑地說，“黨沒有忘記我們，單位沒有忘記我們。”

“雖然退休了，比以前活兒還多，精神頭兒更足了”，58歲的徐志文在2004年長影改制時是“最反對、最想不通”的一個，寫了不少大字報。“當時就是認為廠里在甩包袱”。隨著改革后長影經營狀況逐步好轉，離退休和分流人員待遇不斷改善，他這幾年不僅漲了工資，節假日還有補貼。

長影集團董事長劉麗娟說，改革首要原則就是“瞻前先顧后”，解決好人的問題特別是老職工的利益。2010年以來，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長影集團先是一次性支出2088萬元，為260多名退養人員解決了工資封頂問題；又從今年開始，每年支出1380萬元，為1370名退休人員解決工資待遇偏低問題；還準備分三步支出3800萬元，為900多名廠辦大集體人員解決改制問題。

近兩年長影解決生存問題后將工作重點轉向了藝術創作，徐志文等一批離退休的老藝術家被集團返聘回來。徐志文目前擔任長影（中國）農村題材電影創作基地的首席制片人，該基地2008年成立，已拍攝完成影片100多部，目前正籌拍“農民工之歌”“農民工子女教育”“農民工返鄉創業”“農村社會和諧”四大系列影片。

除了長影，每一個轉制企業都在想方設法安置老職工。江蘇省演藝集團歌舞劇院與三江學院、南京藝術學院各合作成立一個演藝學院，讓舞臺經驗豐富的藝術家轉去做老師，發揮其藝術余熱；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對老員工的進退去留不搞簡單的“一刀切”，采取了自主轉崗、待遇激勵等有效措施，讓高年資員工各得其所，在合適崗位發揮重要作用。

江蘇省文化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梁勇說，這一輪改革之所以取得良好效果，一個重要原因是充分兼顧各方利益，“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舉措。有了好的安排，人心就安穩下來，發展就有了保障。而改革的目的也正是為了發展。”

來源：新華網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