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

1992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在其《21世紀的角逐》一書中做過統計，在1870年至1988年的118年間，世界上以人均收入為標準排名最富的國家幾乎變動不大，僅有兩個人口很少、自然資源卻十分豐富的石油輸出國——阿聯酋和科威特進入這一行列，而自然資源豐富但資源價格較低的新西蘭、阿根廷、智利甚至從富國行列中消失。他由此得出結論：“窮國要想擠進富國行列幾乎沒有可能。”

李慎明就此向本刊記者提出了自己的疑問：“現在世界上共有21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有192個國家），搞社會主義制度的僅有5個國家，即中國、越南、朝鮮、古巴、老撾。除此之外，其他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搞的都是資本主義制度，但富國卻只有20多個。而其中許多富國遭遇到嚴重的債務危機。這說明什么？”他的結論是，窮國擠不進富國，也就是資本主義救不了窮國。

“新中國成立以后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績，包括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的、舉世矚目的成就，靠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將其簡稱為“中國道路”。

基于新中國建設60多年的經驗和探索，采訪中，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為本刊記者總結了“中國道路”的三個決定因素：

其一，不斷增加現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擴大生產、創造財富，最大限度利用現代知識、科技、教育和信息要素。

“從本質上來看，中國作為現代化的后來者、落后者，其現代化過程是一個不斷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包括經濟追趕、教育追趕、科技追趕、信息通信技術追趕等。”這位擁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國情研究者描述了中國的雄心，“凡是發達國家所具有的現代化技術，中國都要擁有，并普及于全國城鄉。凡是發達國家正在創新的現代化技術，中國都必須創新，成為領先者，同時惠及于中國和世界。”

其二，不斷增加社會主義因素，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資本主義因素可以使人們富裕起來，但是不能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因素不僅使人們更快地富裕起來，而且使人民共同富裕起來。”胡鞍鋼認為，社會主義在中國本身也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不成熟、極不發達階段，80年代不發達階段，至今才形成了比較適應、比較成熟、比較成功的階段，“但還不完善、還不均衡、還不平等，今后還要走向更為成熟、更加均衡、更加公平的階段。”

他強調，只有不斷增加社會主義因素，才能真正凝聚十幾億人民，有效動員社會各種力量，充分激發人民的創造力，共同分享發展成果；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才能保證政治上實現民族團結、多元一體、國家統一、長治久安。

其三，不斷增加獨特的中國文化因素，對構建中國特色的理想社會有重大創新，如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共同富裕社會、學習型社會、健康型社會、安居樂業型社會、資源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等等。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建設和發展現代文化，增強和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和影響力，為增進世界豐富多彩文化作出貢獻。

“這三個基本因素的發展，也決定了中國道路的路線圖。”從發展水平及階段來看，胡鞍鋼認為將分四步走：第一步(1978～1990)從絕對貧困到溫飽水平；第二步(1990～2000)從溫飽水平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000～2020)從小康水平到小康社會；第四步(2020～2030)從小康社會到共同富裕社會，“大體經過四個階段完成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十幾億人口的現代化。”

“中國道路的原創性決定了這條道路不是一條筆直的大道，而是一條曲折復雜的、歷經艱辛的萬里長征之路。”這位中國國情研究領軍者30余年如此分析判斷。

“不過，歷史與未來都將證明，中國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