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陰影改變立法思路

實際上，“被精神病”以及相關的“非自愿治療”并不是醫學界當初起草這部法律的核心關照。

唐宏宇對記者表示，在整個立法中，防止“被精神病”只是一個方面，實際上這部法律的宗旨是促進全面的精神健康。劉協和則認為，在《精神衛生法》中加上對醫生判斷的復診根本不是關鍵，問題的關鍵還在于怎么保障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權益。

與公眾的感受不同，相關醫學領域的專家均表示，“被精神病”是極個別事件，是被一些媒體炒作出來的概念，在中國，更嚴重的問題是很多應該接受治療的人沒有能接受到治療。

“‘被精神病’是極小概率的事件，我這么多年都沒有碰到過，如果真的發生了，那就是迫害了，那些是需要《刑法》、《憲法》去保障的，《精神衛生法》的重點應該是維護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權益。”劉協和如是說。

然而，隨著一系列的“被精神病”事件，這一當初不受關注的內容到后來成為立法的核心關照。

2008年，有媒體披露了孫法武事件——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赴京上訪時，被鎮政府抓回，送進精神病院20多天，簽下保證書后才離開。

2009年，又有媒體披露了鄒宜均事件——廣東深圳女子鄒宜均，因為家庭財產糾紛，被其二哥及家人化名為“韓麗”，兩次強行送入精神病院，強制治療了3個多月。2009年，鄒將母親、二哥和廣州白云心理醫院告上了法庭，聲稱擔心自己的遭遇會發生在別人身上。

這兩起被披露的案件代表了兩類“非自愿住院治療”的濫用典型，其一是地方政府出于維穩目的，以上訪者患“精神病”作為截訪手段，其二是監護人將被監護人送至精神病院以謀求對方財產。

到2010年，“被精神病”一語已經開始流傳，同一年，《中國青年報》獨家披露了因為狀告鄉政府，河南漯河農民徐林東被關精神病院六年半的新聞。而2011年發生的徐武事件，更是讓公眾對于“被精神病”一語格外敏感。

此外，中國基層醫院的精神科醫療資源和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也使得公眾對于“被精神病”多了一重擔心。

一項由四川省精神衛生機構開展的調查顯示，截至2007年年底，四川省精神衛生機構在崗人員無醫學學歷971人，中專2477人，大專2459人，本科1174人，研究生及以上70人，本科及以上學歷僅占18.159%。職稱以初級為多，占55.181%；精神科醫師為1162人/10萬，護士為2142人/10萬，康復治療師為85人/10萬。與此同時，相關人員流失嚴重，5年間流出的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員占流出人員的約20%。

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一度表示，“入、出院和強制性住院是精神衛生立法的核心問題”。2011年6月公布的《精神衛生法》（草案）中，更是這樣描述立法的總體思路，“切實保障精神障礙患者的合法權益，保證其人格尊嚴和人身安全不受侵犯，同時嚴格設置非自愿住院治療的條件和程序，保證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因濫用非自愿住院治療措施而受到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