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與西方的對話從未斷裂

黑河引水工程提上議事日程是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當時的背景之一是，西安由于多年過量開采地下水，著名的鐘樓、大雁塔均發生沉降，大雁塔甚至因此而傾斜。

于是，西安城市發展的邏輯再次回到了大雁塔。

而如果追尋著大雁塔的邏輯對長安城歷史進行講述的話，就會發現，這座高大建筑對這座城市的影響不僅表現為對城市空間格局的影響，從一開始就是作為東西方文明在這里交流的見證者而出現的。

盛唐時期的長安城，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城市，也是實際上最重要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場所，包括貨物、音樂、藝術，當然還有宗教。而提到宗教，除了與大雁塔一起載入史冊的玄奘法師外，大約在同一時期，還有另一個頗覺代表性的事情，那就是大秦景教在中國的流傳。

今天，西安碑林的展示大廳里，一塊讓無數西方基督教徒神往的碑刻，安靜的屹立在那里，這就是《大秦景教流傳中國碑》。

該碑立于唐建中二年（781年），1625年在西安出土，遂成為了西方奉為基督教在中國合法傳播的重要文獻，也讓西安在盛唐以后，盡管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出現東遷和南移，因為這塊碑，再次使西安在西方世界備受關注，很多西方人更是對來到西安一睹這塊碑的真容而躍躍欲試。

期間甚至出現了這樣一個傳奇的故事，1907年，一個叫何樂模的丹麥探險家來到了中國，并通過自己的努力仿刻了一塊，并歷盡艱險運到美國，在美國展出8年，并用石膏仿制多塊送給西方國家的一些博物館，使得更多的人得以近距離參觀，而這更激發了西方人對西安的關注。

當然，更多的西方人來到西安，不僅僅是因為這塊碑。在陜西師范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史紅帥看來，自唐以后，西安與西方世界的交流并沒有斷裂，而是一直在延續著，而且，在很多西方人看來，以西安為代表的內陸地區，依然是考察中國和認識中國最應該去的地方。所以，很多西方的探險家、記者、傳教士依然將自己東方之旅的重點放在西安。

“在他們的心目中，直到明清和更晚近的時期，西安都是一個繁榮的城市，其高大的城墻和巍峨的牌樓，可以與北京不相上下。”史紅帥說。

史紅帥向記者總結了唐以后西安與世界進行對話中幾個標志性事件：

首先是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期，與山西巡撫集中殺害一批在華傳教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時任陜西巡撫的端方，不但沒有殺害在西安和西北地區的外國傳教士，而是將這一地區的傳教士護送出了陜西，這為陜西和西安在世界上贏得了很好的聲譽。

但11年后的辛亥革命發生的時候，卻發生了當地哥老會攻擊并燒毀了位于西安南郊的北美瑞挪會學校事件，2名外國傳教士和6名外國學生被殺，史稱“南關教案”。后來該事件被一個叫貝克曼（beckman）的傳教士寫進了自己后來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中，并將此事件渲染為“西安大屠殺”，一時間引發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恐懼，這甚至可以被看做比較早的中國威脅論的起源之一。

如果說這些事件在西安與西方建立的聯系中，西安還是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性城市而被人認知的話，那么，1936年西安事變的爆發，使得西方再次意識到，西安這個曾經的帝國政治和權力中心，在安靜了多年以后，這個地方再次上演了可以左右中國歷史進程的一幕，他們發現，對中國歷史演進的關注，依然無法忽略西安這個城市的存在。

再后來，就是秦始皇陵兵馬俑的發現，讓陜西和西安再次為世界矚目，并成為來中國考察和旅游的首選之地，更加強化了其認為這里是中國文化乃至東方文化根脈的印象。

1998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開啟訪華行程的時候，將其第一站選擇在西安，并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話——“要了解一個民族，就要了解這個民族從哪里來”。此后還有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西安度過了自己的56歲生日。

而這些西方政要的到訪，恐怕多少都帶有克林頓的心思，那就是，在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國的崛起時，他們都希望知道這到底是威脅呢，還是機遇，而最好的答案恐怕需要到西安這個中國歷史上最為強大的時期的政治和權力中心來找尋。

今天，世園會在西安的舉辦，使得世園會第一次完全超越了一個簡單的園林展覽，不可避免的成為了一次文化事件，而在這次展會中，西安用自己城市發展實踐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詮釋，來告訴世界一個“不一樣的西安”，此外，更重要的是告訴世界中國文化的包容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