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我和江老同在外文局出版發行事業局工作，時年江老任外文局副局長，分管全局的出版印刷和對外聯絡業務。江老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艱苦樸素、為政清廉，沒有一點架子，平易近人。同志們稱他是個“小老黃牛”，“不知疲倦的人”。他外出開會辦事，經常不坐局長公務車，而是買票坐公共汽車，宿舍的人說，當官的不坐小汽車，非坐"11"路不可。我問宿舍的人什么叫"11"路車？宿舍的人回答說，所謂"11"路車就是用兩條腿走路，一直從百萬莊路走到車公莊路21號院宿舍。我明白了這是徒步回家。

有一次我在外文印刷廠聽江老傳達中央關于對外宣傳工作會議精神時，江老在臺上講話不要人服務，而是自己提著一個暖壺，說話渴了就自己續水。散會后趕上午飯就和工人們一起在食堂排隊買飯。飯后又是自己乘他的"11"路車回到一層樓宿舍。工人說，這個局長怎么有福不會享呢？傳達室的門衛說，我們的江局長就是一直保持共產黨的艱苦樸素和群眾打成一片的優良作風，真是我們的好領導??！

十年浩劫，十年動蕩的文化大革命，外文局的上空烏云密布，兩派打得你死我活，我社前資料室主任王培珍的愛人就是被歹徒殘害的一個，在這個無法無天的黑暗日子里，我們的江局長也被揪了出來，扣上了“走資派”、“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資產階級大壞蛋”的三頂大帽子，任兩派輪番批斗。在批斗繼續一小時后，由于江老個子偏矮，體型偏瘦，吃不住重大高帽子的壓力，江老要求紅衛兵松綁，先摘掉高帽子喘喘氣，紅衛兵反開口大罵，你這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壞蛋，看來非得再給你點兒厲害嘗嘗不可。江老理直氣壯地說，我是共產黨員，沒有做過壞事。后來紅衛兵來了一陣拳打腳踢，高喊著口號把江老拉出了會場送進“牛棚”。

接著，江老就被送到河南省汲縣李源屯進行勞動改造，江老被分配在食堂做運糧、運煤、燒鍋爐的工作，令其深刻反省，不許亂說亂動，徹底改造。就是在這苦難的歲月里，江老還是不忘和群眾打成一片，鍋爐燒得好，節約燃煤，受到了群眾的夸獎。江老說，我有很多缺點和錯誤，但我不是壞人，我相信群眾，相信黨。

“四人幫”倒臺后，江老從“文革”的苦難中走了出來，又繼續振奮精神，接受黨的重托，開始了籌建英文版《中國日報》的創刊工作。江老求賢若渴，先是從各地請來不少精英，接著又不斷從各部門請來一些“小蘿卜頭”來報社共同創業。1981年我被摘掉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帽子后，也被江老請來報社從事發行工作。江老為了充實報社的經營人才，曾親自三次到我家講述創建英文版報紙，走向世界的重要意義。我當時雖然應允來社，但由于各種原因，還是不能調來，后來江老又親自到外文局找到時任外文局長的段連成同志，請求支援，這才正式來報社。今天我能成為報社的一員，完全是江老的努力。

1981年6月1日，《中國日報》問世后，江老又馬不停蹄地去廣州、深圳開辟發行網工作，正巧我也在廣州參加1981年春季外貿洽談會，領導和部下異地相逢格外親切，江老對我說，廣州是改革開放的先鋒，在各方面都積累了很多經驗。具體指示我要去《南方日報》、《廣州日報》和《羊城晚報》學習他們自辦發行網的做法。按照江老的指示，我立刻開始了新的工作，江老還要求我們要首先要把《中國日報》擺放到廣州的各大賓館酒店，北京當天出報，廣州要當天見報，但當時報紙沒有衛星傳版，不能在當地印刷，只能從北京每天空運，江老讓我們在廣州雇用臨時取報送報人，及時發到各涉外單位和酒店。由于各方面的配合，以及市中心大廣告牌的效應，不到兩個月，就初步建立了一個完整、高效、獨立的發行網，發行量一路攀升，一份外觀奇特而惹眼的報紙，它以特大圖片做封面，報頭赫然印著特大黑體字《CHINA DAILY》出現在各大賓館、飯店、涉外單位和外國人最集中的廣交會。如果不是江老的親臨廣州指導，是沒有這種效應的。

還想說幾句，當時我們在廣州的工作是很繁重辛苦的，除了開辟發行渠道征攬廣告，還得每天給經濟版發一篇廣交會的報道，中午回來吃飯，江老見狀不忍，他每天都在吃飯時用另一個盤子把飯菜給我們留下，不讓我們餓肚子，吃飯前，他總是先問一句，今天工作開展得怎樣？給經濟版發稿子了嗎？我真真地看到了江老對新聞工作的執著，對辦報的愛崗敬業精神，這是艱苦奮斗的精神，忠于事業的精神，中國日報今天和以后迅猛發展靠的就是這種精神。

江老永遠銘記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