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上海市中小學的校長代表在禁煙標志上標示自己的姓名。今年5月31日是第24個世界無煙日,口號是“煙草致命如水火無情,控煙履約可挽救生命”。新華社記者劉穎攝

有禁無罰:“禁煙令”難以操作?

一些部門執法人員反映,衛生部的“禁煙令”,只規定了公共場所禁煙,卻未規定任何處罰措施。

有的法律人士認為,缺少懲罰措施,會影響法律的威懾力,“因為違法成本太低,甚至沒有成本”。

浙江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張效羽說:“缺少有力的法律依據和法律責任認定,要想發揮規范作用是很困難的。”

廣州市26日對外通報控煙階段總結,承認對于個人違法吸煙的執法,存在公眾勸阻缺失和執法取證難問題,而當日主管部門的通報中也未見任何有人因違法吸煙被罰的信息。

事實上,廣州控煙條例制訂之初,就確立了一個包括衛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鐵總公司等15個部門分工負責的控煙管理體制,聲勢浩大。隨后遭遇了公共場所“禁煙難”的尷尬。有人戲言“一支煙”難倒了15個部門。

“公共場所禁煙,除了對消費者執行外,在煙草生產、銷售、稅收等環節還要有配套措施,‘禁煙令’才不會變成‘一紙空文’。”浙江大學社會學教授王小章說。

煙草部門的統計顯示,2010年我國煙草行業實現工商稅利6045億多元,同比增加876億多元,增長16.95%。

“吸煙危害”不敵“煙草利稅”?

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目前吸煙人數已超過3億,遭受二手煙危害的非吸煙人群高達7.4億,每年有120多萬人死于煙草相關的疾病,超過因艾滋病、結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殺死亡人數的總和。

“吸煙危害”不可謂不深,但“公共場所不能吸煙的觀念并未深入人心,公眾對此淡然處之,缺少了這巨大的社會力量,有關部門的單一執法顯得力不從心。”　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和人口學研究所副所長梁理文說。

他說,“禁煙難”問題涉及減少煙草需求與增加煙草供給的矛盾,由于煙草行業可為地方政府帶來可觀的稅收,加上煙草行業本身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控煙行動可能帶來的“負效果”會削弱一些“利益攸關方”的積極性。

也有專家認為,社會文化和思想意識問題才是“禁煙難”的深層次原因。梁理文說,“煙搭橋,酒開路”,在中國的社會習俗里,“拉關系”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抽煙,遞上一支煙,陌生人也能掏心窩子說話,而且在不少應酬場合,香煙更是不少人士“聯絡感情”的重要物品。

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和人口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鄧智平說,香煙文化已滲透到社會每個角落,積弊很深,非短時間可以消除。“而且一些時候吸煙者處于強勢,比如在餐館,顧客是店主的衣食父母,很難讓顧客不吸煙。從根本上說,文明意識和公共道德的缺失,是公共場所禁煙難的一個重要原因。”鄧智平說。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不僅表現為公共場所“禁煙難”。如“限塑令”已經實施多年,可是塑料袋這一白色垃圾仍然大行其道。這些現象表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精神文明建設的滯后,遵守法律是公共道德的下線而不是上線,法律不被遵守,大國崛起從何談起?

來源：新華網 編輯：于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