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童增

“過程比結果重要，但目標決不放棄”

從1990年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概念提出，20多年來，國內一大批法律界和知識界人士，加入對日民間索賠的隊伍，成為日本侵華戰爭受難者的代言人。

他們中，有致力于細菌戰索賠而“感動中國”的王選，有為中國慰安婦、中國勞工代理對日訴訟的律師康健，有重慶大轟炸民間對日索賠團首席律師林剛……雖然在十多年的法律訴訟中，官司勝訴的極少，但對日民間索賠的堅持一直沒有停滯。

“過程比結果重要”，這是童增常說的一句話。他說，和20年前相比，通過打官司，越來越多的受害者走向聯合，他們站在一起，本身就是鐵證，就是活生生的歷史。

2003年，童增作為中國勞工的證人在日本法院出庭作證，回憶起十年前的那一幕，他依然難掩激動。

“法庭一邊站著中國最底層的農民，另一邊則是日本政府和大企業的代表，那個場面象征著，即便戰爭過去幾十年，但是對于戰爭、對于侵略者的控訴之聲依然堅韌。”

童增說，20年前，日本社會對于當年的戰爭罪行缺乏最起碼的認識，“我們當初放棄國家層面的戰爭賠償，但是在20年前，普通日本民眾心中根本就沒有‘賠償’的概念。通過這些年的訴訟，許多日本媒體、民眾也在此過程中了解了侵華戰爭的真相，他們中很多人選擇支持我們。”

在童增看來，日本政壇如今出現極右傾向，不少政客欲為歷史翻案。在此背景下，中國對日民間索賠的堅持就更顯重要。

在童增并不寬敞的辦公室里，依然擺放著20年前他收到的那萬余封來信，泛黃的信紙上多是受害者關于戰爭經歷的回憶。

“20年了，估計很多寄信人都已不在。”雖然從未放棄且愈發堅定，但是在馬拉松式的訴訟道路上，童增和他的同仁們有著更現實的擔憂。

2012年9月，曾7次遠赴日本提出訴訟的抗戰老兵耿諄去世；2013年9月，被稱為“中國慰安婦對日訴訟第一人”的萬愛花去世……如今，當年的受害老人大都年過耄耋，童增和他的同仁們可以堅持不懈，然而，遭受日軍暴行的“活證人”正漸漸含恨離世。

“過程比結果重要，但目標決不放棄。”在童增看來，這終究是一場原告越來越少的官司，對于勝利和正義，訴訟拉鋸戰的受害一方，有著“等不起的迫切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