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激勵政策層面，建議則包括：適時出臺“碳稅”政策，促進能源結構調整。實行污染物排放補償制度，達標區等量替代，非達標區倍量消減。制定和完善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和污染物排放強制公開制度。制定有效的激勵政策，可以針對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率先推出環境稅。

實際上，在國家相關文件出臺之前，各地已在今年一季度陸續展開行動。3月底，北京市市長王安順表示，大氣污染治理明確了近三年的行動計劃和目標要求；各區縣、各部門、各單位要立下“軍令狀”，倒排工期，限期完成。自4月起，新疆提出力爭實現4至5年治理好烏魯木齊大氣污染的目標，江蘇下達了2013年“藍天工程”任務書，上海發文規定大氣重度污染時對石化、鋼鐵、化工、焦化、水泥等重點行業采取限產、限污等措施，山東省政府常務會議研究大氣污染防治等事項，陜西決定在全省實施“治污降霾保衛藍天”工程，河北在全省進行PM 2.5等污染源分析調查。

“這些做法可以理解，但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來治理PM 2.5和霾污染，并不科學。”對于近期多地頻繁推出的大氣治污“新政”，曾參與相關座談會的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北京想在3年內解決PM 2 .5污染問題是不大可能的；而對“藍天數”這一人為指標的盲目推崇也可能催生數據造假等問題，最終導致當地“藍天數”增加與民眾切身感受不一致。

王躍思認為，只有踏踏實實地調整過于依賴重化工業的產業結構，調整過于依賴煤炭消費的能源結構，把脫硫、脫硝、除塵設施做扎實了，把環境治理的價格分擔機制理順了，空氣質量才能真正改善。

“‘十一五’規劃確定的增長目標是7.5%，實際上超額完成了3.7%。我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成了世界第一污染大國。”首任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駐華代表處主任夏堃堡進一步呼吁，未來省、市、縣各級指定的發展指標，應以“十二五”規劃確定的指標為基準，那些發達地區，尤其是污染嚴重的地區，指標一定要定得低一些。在沒有環境容量的區域，還要停止批準新建增加污染排放量的項目，包括能達標排放的污染項目，直到這一地區有了環境容量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