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有論者認為，“中國人的不文明，緣于其嚴重缺乏規則意識”，進而從人與規則互動的角度，探討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中國人每次談起規則時，潛意識中都會預設著一個嚴厲的管制者，一個制定規則并執行規則，對違規者進行懲罰的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

“中國人每次談起規則時”，“潛意識中”是否“都會預設著一個嚴厲的管制者”，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論，這里涉及一個對“管制者”亦即權威進行分類的問題；同時，在不同的社會或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其成員被要求遵循的規則類型也是不同的，這里也就涉及對規則的分類。而規則又是權威的意志的體現，并靠一定的權威來保證其執行。鑒于此，我們不得不首先對權威的類型來做一番小小的考察。

費孝通教授在《鄉土中國》一書里，用“橫暴權威”和“共意權威”區分了中國鄉村社會的兩種權威。前者是通過強力人格獲得的權威，后者指普通民眾共同承認的權威，其力量來自村民的共意。橫暴的權威主要存在于政治生活領域，體現為國家強制力，以“管制者”的面目出現，確保法律法規等正式規則得以順利實施；而在一般社會公共生活領域，則“政不下縣”，實施的是禮法統治，并無所謂的“管制者”。這種通行于鄉土社會、熟人社會的規則大多內化到了各位成員的日常行為之中，是謂“共意的權威”。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曾經有著“禮儀之邦”傳統的國人現在變得“不守規矩”了呢？

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從歷時性的角度，把權威分成傳統的權威、領袖的權威和法理的權威三種類型。他強調，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的過程，是法理權威代替傳統權威的過程；其中領袖魅力權威的作用在于促進或延緩這一取代進程。

顯然，我們通常所說的國人“不守規矩”、“缺乏規則意識”的“規則”，指涉的是現代工業文明時代的“規則”，與通行于鄉土社會的所謂“規矩”，大有不同。現代工業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人際關系的鏈條越來越長，必須靠一系列全新的規則來維持其正常運轉。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社會有機體的思想和整體的觀念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的出現而產生了。自由散漫、不守時、不守信、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等小農意識已經變得不合時宜。

因此，準確地說，不是國人不守規矩，而是大部分國人仍然沿襲的是傳統的農業時代的思維模式，守的是“落伍”的規矩。在這里，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的區分與主流社會的要求發生了錯位，國人認為正常的舉止，卻被現代社會視為違規。而且，有些人根本想象不到，小農式的狡黠、大量個體的違規會導致整個社會生活的紊亂，無形中增加了社會運行成本，最終損害的是違規者自身的利益。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社會意識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延緩或滯后于社會存在的變化，這正是“文化墮距”理論之要義；這也是一些“后發外生型”的現代國家會普遍遇到的問題，只不過是這種陣痛持續時間的長短、劇烈的程度不一罷了。

所以，對于認為只要有“公民平等自由的參與”，“良好的規則和規則意識”就能夠建立；“管制加碼只會加重國人對規則的不尊重意識，強化公民與管制者的沖突”的說法，竊以為，過于表面推理了。倘若讓公民參與，沒有一個人會公開說應該制定一個可以闖紅燈的交通規則來。但現實生活中這種現象卻屢禁不止，又該當何論呢？

由此可見，角色行為與實際行為是有差距的，“應然”不等于“實然”，“參與”更非一劑包治百病的良方。規則可以引進，停留在小農時代的落后觀念卻遠非靠“參與”這一手段就能一蹴而就地得到提升的。我們不能說“管制加碼”萬能，但在公眾素質普遍不高的今天，加強外在的約束也很有必要，東亞許多國家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我們不可視而不見。（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譚三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