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明“左”傾錯誤和革命運動的挫折

中國革命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隨著局勢的好轉，加上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急性病又逐漸發展起來。

在1930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李立三擬定的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從而使“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隨后，成立了實施這個計劃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動委員會。這次“左”傾錯誤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黨卻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9月下旬，由剛從莫斯科回國的周恩來、瞿秋白主持，黨在上海召開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等對革命形勢的“左”傾估計。全會前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開始得到糾正，全黨工作開始轉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可是，由于共產國際的干預，事情陡然間發生了變化。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線是反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從莫斯科回國不久、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器重的留蘇學生王明、博古等，通過不正常的途徑比中央先獲知這封信的內容，立刻打起“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猛烈攻擊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在黨內造成嚴重的思想混亂，使中央難以正常工作。

王明還散發他寫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中，他夸大中國革命反資產階級、反富農斗爭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國范圍的“進攻路線”，急于奪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內的一個或幾個主要省份的首先勝利；宣稱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這些主張，實際上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政治綱領。

1931年1月7日，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全會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于“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宗旨，強調反對“黨內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決定“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瞿秋白、周恩來等受到嚴厲指責。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全會實際上批準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綱領。從這時起，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在黨中央開始長達四年的統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張比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更“左”，氣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論裝飾，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王明為什么能夠上臺?原因在于八七會議以來，黨內一直存在的濃厚的“左”傾情緒，始終沒有從指導思想上得到認真的清理。黨的很多干部對革命充滿熱情，但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都不足。當王明搬出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嚇唬人，并得到共產國際代表的全力支持時，許多人便失去識別和抵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