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講述

　　王本海：過去用“搖把子”電話，現在用手機

　　61歲的老人王本海，老家在山東菏澤市辛集鎮王橋村。1968年，他應征入伍到安徽，當時跟家里聯系，只能通過寫信、發電報。

　　1979年，王本海復員，回到鎮上當了文化站站長。“當時文化站只有一臺‘搖把子’電話，要抓住把手搖上半天，才能接通總機。那時沒有電話號碼，都是通過總機轉。打個長途，要從鄉總機轉到縣總機，再轉到外地總機。信號很差，聽不清楚。”直到1982年，文化站才安了撥號電話。

　　1994年，兒子到上海上大學， “我都是騎車十幾里地到鎮上郵局，給兒子寄信、寄錢，” 王本海的老伴田玉真說。第二年，大隊裝了全村第一部撥號電話，安裝費3600塊錢，全村的人圍過去看新鮮。田玉真試著給兒子打了個電話，當熟悉的聲音通過黑色的話筒傳到耳邊，“簡直跟做夢似的，太神奇了。”

　　1996年，王本海家里安了電話，花了1000多塊錢。當時村里才三戶人家家里有電話。“那時家里像傳達室一樣，晚上吃完飯，不時會有電話打進來，讓幫忙叫鄉里鄉親，開始幾個孩子圖新鮮，搶著接電話，誰接電話誰負責去叫人，住得遠的要跑好幾里路，后來幾個孩子都不敢去接了。”2000年后，村里才開始大規模裝電話，現在村里有90%的人家都裝上了電話，沒裝電話的人家有小靈通。

　　1998年兒子畢業，買了個傳呼機，“有事就給他打傳呼，讓他回電話，不像以前那樣找不到人，方便多了。”

　　1999年，兒子送給老王一個黑色的大哥大，塊頭很大，像磚頭一樣，沉甸甸的。“當時村里信號不好，很多時候都是當個擺設。沒過幾年，幾乎人手一部手機，有的甚至一人有幾個手機。個頭越來越小、功能越來越多……”

　　菏澤以牡丹聞名，村里很多人做花苗生意，原來賣花苗，要開車四處跑，問別人要不要，只能碰運氣，現在好了，打個電話到當地園林局問問是否需要就行，獲取信息更快了，節省時間、節省油錢。

　　劉青：我1995年開始上網，那時幾乎沒有中文網站

　　劉青可謂中國最早在家中上網的網民，1995年，20出頭的她已經可以在家中上網了。“那時候基本上沒有中文網站，聊天只能去雅虎。絕大多數時間是在和外國人聊，有美國的、法國的、新加坡的，還碰到過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一次遇到一個臺灣同胞，當他知道我是在家中和他網聊時，驚訝得不得了，直說沒想到!沒想到！”

　　劉青說，那時還只能撥號上網，有麥克但沒有攝像頭，可是她能看見對方。她還回憶道，那時，我清華大學電子工程學院學計算機的同學，都不懼路遙騎著車子跑到我家來看新鮮。最好玩的一次經歷是，我和一位中國男孩兒聊了半天，后來發現我們倆都在北京，后來我們說趕緊下線，打電話算了，多貴呀。那個時候，每個月的上網費用大約是300多元錢。沒有包月呀、套餐呀一說。比現在貴多了！

　　宋仁信：以前有急事只能到郵局發電報、打長途，現在再不像從前了

　　宋仁信師傅1974年進入北京市東四郵政支局。剛進郵局時，宋師傅送了5年電報，后改收電報，直到1998年電信組并入營業組。“當時有急事只能發電報，每天來報有五六百封，去報有四五百封。”宋師傅回憶道，“那時銀行之間的往來、各部委與地方聯系都通過電報。”宋師傅指著旁邊的何英姿說，“她以前可是電報能手，在北京市郵局比賽中得了第一名，一分鐘能打150多組呢。”

　　何英姿1994年到東四郵局做執機員，發電報。“那時學習成績好的才讓學電報，電信組在郵局是最榮耀、待遇最好的，只有電信組給安了空調，別人都特羨慕。”何英姿說，“我進來時是電報最昌盛的時期，當時電報是郵局的主營業務，郵局有一半人在做電報，夜班要從下午3點一直上到晚上10點，連站起來的功夫都沒有。”

　　“老百姓之間的電報一般都是接站或者婚喪嫁娶這類的急事，當天都要送達，每天都要送到晚上11點。”宋師傅說，“那時候，北京站必須憑接站的電報才能買到站臺票。改革開放后，用電報聯系買賣、進貨、發貨的多了，電報內容有了一些變化。”

　　宋師傅介紹說，電報之外，長途電話業務也曾經非常火爆。改革開放后，外地進城務工、做買賣的多了，通訊又不發達，人們只好去郵局打長途電話。原來東四郵局有6個電話亭，人特別多，都要排隊等候。晚上7點鐘郵局關門，電報、長話柜臺要延長到晚上10點。

　　隨著電話的普及，電報業務很快萎縮。何英姿并入營業組，后來又轉到大宗組。宋師傅分到營銷組。“現在一個月僅有不到10封電報，都是發到特別偏遠的農村。到郵局打電話的也很少。信件中商函占大部分，真正意義上的家書也很少了。”宋師傅說。（來源：人民日報 記者 溫素威 鄧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