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危機動力

近10年來，東盟成長為東亞合作的“權力中心”，發揮舍我其誰的主導作用。此創舉在東亞國際關系史上前無古人。為保持這一戰略優勢，東盟不斷加快、加強、加深自身一體化進程。

為此，東盟10國領導人于2003年決定在2020年前將東盟建設成為一個共同體，包括經濟共同體、安全共同體、社會與文化共同體。在今年的宿務峰會上，東盟領導人又做出三大歷史性決定：一是提前5年，也就是在2015年建成東盟經濟共同體。二是通過《東盟憲章報告》，啟動《東盟憲章》的制定進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希望11月份就能接生《東盟憲章》。三是通過《東盟反恐公約》，加強在反恐問題上的地區性協調與合作。以上措施分別涉及東盟的長遠規劃，機制化建設，和具體領域合作。7月30日的東盟外長會議則是落實以往峰會的決議，并為今年年底的東盟峰會做準備。四十歲的東盟加速一體化進程，其中蘊含四層深意。

一是鎖定東南亞發展方向。東盟國家自己主宰這塊昔日的大國逐鹿之地，必須在自強的基礎上實現聯合自強。各國在保持本國傳統特征的同時，加速現代化建設，這是自強。各國借助東盟組織這個依托，通過一體化的途徑發揮集體力量，這是聯合自強。兩法并進，互為支撐，這是東南亞在二戰后摸索出來的正確道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東盟就不斷加速一體化，先是不斷提速東盟自貿區的進程，現在則第一次提速東盟共同體的進程。

二是鞏固東盟的權力基礎。東盟在冷戰結束后苦心經營15年，不僅建成了以其為核心的大國平衡戰略，而且主導了東亞地區合作進程。東亞復雜的關系和矛盾導致東亞大國均無法主導東亞合作，只有“不是任何大國的潛在競爭對手”的東盟，才能成為各大國共同接受的主導者，為東亞合作設計方向、左右進程、協調關系。而任何單一的東盟國家都不可能發揮此作用。這是東盟權力的來源和邏輯。東盟一體化的程度直接影響其權力的可持續發展。

三是應對新的內外挑戰。東盟40年發展壯大的歷程，也是根據內外形勢變化，不斷自我調整，應對挑戰的過程。目前，全球化，中印崛起帶來的亞洲格局結構性的變化，恐怖主義等跨國非傳統安全問題，緬甸問題等內部消化不良癥等，都需要東盟進一步協調內部關系和發展思路來解決。因此，一些不合事宜的原則和做法可能要廢棄，一些適應新形勢的新原則和新方法則需要得到肯定和固定下來。東盟名人小組為《東盟憲章》提供的一些建議就反映了這種趨勢。比如，制定《東盟憲章》的目的，就是要將東盟從一個松散的組織，向具有一定法律機制性約束的組織轉化。

四是增強東盟的領導力建設。近年來，質疑東盟領導力的聲音不絕于耳。東盟若想長久領導，首先必須提高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比如緬甸問題。其次要提高協調能力，“十個手指頭彈鋼琴”，將10、10+1、10+3、10+6的關系處理好。第三要提高長遠戰略規劃能力，始終保持戰略上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繼續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防止被邊緣化。

由此來看，與其說東盟在享受巨大的權力榮耀，不如說在承受權力帶來的危機感。這是東盟一體化進程的原始動力。東盟一體化進程擔負著太多的使命，直接關系到東亞合作的命運和前途。因此，7月31日召開的東盟＋中日韓外長會議上，中日韓三國繼續支持東盟的一體化建設，支持東盟這個駕駛員把握好東亞合作之車的方向，仍是正確的選擇。（信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