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輔賣到斷貨 輔導班供不應求

校外輔導市場順勢火爆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曾經說：“每當教育部門要求學校減負，最高興的就是社會培訓機構了，前去報名的家長更加踴躍。”

這句話又一次應驗了。

自去年以來，北京市出臺了史上最嚴的“禁奧令”，不少培訓班倒閉關張，2012年的夏天，成了培訓市場有史以來最冷的“冬天”。

不過，這次“減負令”卻似乎又把這個市場“喚醒”了。

北京多家培訓機構的咨詢人員都對記者說：“最近咨詢小學生輔導的家長明顯增多。”某著名培訓機構針對一年級的課程一共有150個班，現在，大部分的班額都已經滿了。

為了吸引更多家長帶孩子來報名，這些機構紛紛推出了更加適應減負后家長需求的服務，記者聽到一家培訓機構的工作人員這樣對家長說：“學校減負學的東西少了，教的淺，家長可以把孩子送來學課外的延伸課程，因為學校的選拔性考試也會涉及到很多課外的知識。”而另一家培訓機構的咨詢人員則這樣對家長說：“針對現在學校放學早的情況，我們特別免費為一對一培訓的學員提供托管服務，我們這里會有班主任看班，輔導功課，不限時間。”

還有的機構推出了每周兩次的晚間班。

記者了解到，這些輔導課程價格不菲，一對一課程的收費是每小時100～200元之間，15人班次的收費是每課時121元。但是，價格并沒能擋住家長們的熱情。

除了火爆的培訓班，教輔材料也在大賣。

在首都師范大學門外的一個小書店，雖然店員表示教輔一直都賣得挺好，沒有因為減負出現特別的變化，但是諸多小學都曾經使用過的“黃岡小狀元”練習冊卻已經脫銷了。

黃先生在網上給上一年級的女兒訂了全套的“黃岡小狀元”，“平時訂貨一兩天就能送到，現在快一星期了賣家還沒發貨呢！” 黃先生說。

學校減負也打了折扣

一聲減負令下，家長將孩子們送進了校外培訓市場，課內減下來的負擔，在課外又給加上了。但是，更令人無奈的是，課內的負擔也并沒有真正減下來。

“我女兒現在每天晚上還是要寫作業，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幾乎每天都有。”黃先生說，唯一的改變是，以前老師留作業都讓孩子們記在專門的“記錄本”上，現在讓孩子們記在了腦子里。

“而且老師在家長接孩子的時候也會囑咐：即使不留作業也要讓孩子們每天做做口算，背背課文，預習幾頁數學……”

很快，家長和老師之間形成了一種約定，家長們會在孩子預習過的書頁上簽上名字，在記錄本上寫下孩子在家做過的作業。

“老師雖然在記錄本上不再進行批改，但是會時不時聽到老師提醒那些完全放手的家長：多給其他家長打打電話，看看他們在家是怎么指導孩子學習的。”黃先生介紹。

面對這種情況，越來越多的家長開始懷疑減負政策是否能夠真正實施。李女士介紹，其實不讓考試排名的政策早就有了，但是孩子在學校的排名到底怎樣家長們都很清楚，“雖然學校不會采用張榜的方式對學生成績進行排名，但實際上，老師會說今天有幾個100分、幾個99分……你家孩子考了多少分、在班里的排位一下子就能算出來了。”

家長和學校之間似乎形成了某種默契，但是這種默契卻傷害了家長和學校與教育主管部門間的信任。這種默契越多，家長們就越焦慮。家長們沒有別的辦法，唯一能做的就是給孩子加壓。

在北京西城區一家小學擔任一年級班主任的張老師說：“搞素質的就怕考試，這似乎是教育的一道死穴。不少起初推崇素質教育的老師在各方的輿論和壓力下，終改初衷，又開始舊調重彈。考試仍然是衡量學生優劣的主要手段，教學成績依然是學校對教師進行量化考核時的一個重要指標。雙方面的壓力讓我們只能繼續在老路上走，素質教育知易行難啊！”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分析：過去10多年來，教育部門一直試圖通過高考科目的調整、課程難度及考試難度的調整來減輕學生負擔，但事與愿違，學生的負擔反而越來越重。問題的根源是，我國高考的錄取制度仍舊實行按照學生的高考分數結合志愿進行錄取，在這種制度下，“哪怕高考科目只考一門，學生的負擔也會十分沉重，”而且考試焦慮會加劇，擔心一有閃失就可能影響終身。

熊丙奇說，不顧高考制度對學生成才觀念、家長教育觀念的影響，卻以為只要課程難度降低、社會機構和家長配合，就能營造出素質教育的環境，顯然只是幻想。

“有媒體稱這將是史上最嚴的一次減負令，在我看來，這也是最無奈的一次。”熊丙奇說，如果不打破當前應試教育下的題海戰術模式，十年之后學生負擔重的問題還會存在。

一位專家指出，學校教育僅僅是整個教育中的一個環節，當我們僅僅給學校教育減了負，而同為教育環節上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沒有相應的措施跟上，其結果只能是把其他環節的功能也異化為學校教育。

黃先生家住在一所師范大學附近，減負后的一天他開著車帶著女兒在家附近兜了兩圈，希望能找一個書店，讓女兒在里面看一會兒書，結果方圓幾公里只有一個賣教輔的小書店，原來一個挺大的綜合書店已經變成了“稻香村”……（記者 樊未晨 實習生 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