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從實踐情況來看，延遲退休的效果未必會如預期般樂觀。2010年10月，上海市參加城鎮養老保險的企業職工可以柔性延遲退休年齡。雖然三年來上海一直沒有公布過對延遲退休政策效果的評估，但上海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征繳收入一直低于支出卻是事實。根據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團隊的測算，養老金缺口逐年擴大態勢明顯，包括繳納率、在戶籍和外來人口中的覆蓋率等現有狀況不變的情況下，到2020年，上海可能會面臨831億元的養老金缺口。

在反對延遲退休的呼聲中，政策實施對就業形成的壓力是最大的擔心。有專家認為，提高法定退休年齡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比較嚴重“因為大學生的就業取向主要偏向于正規部門，延遲退休年齡會導致正規部門人員更新變慢，大學生進入正規部門系統會很難。”

其次，我國當前還處在人口紅利時期，活躍的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讓這些處于黃金時期的勞動力就業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巨大推動作用，延遲退休年齡會將這種勞動力的優勢轉化為一種就業負擔，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利。

而這一問題在我國經濟正處于減速下行的背景下尤其明顯。多家研究機構估算，G D P每下降1個百分點，減少就業大約在100萬人，然而我國經濟增速已經從10%左右下降到7%左右，意味著每年將減少就業300萬人左右：“一邊是經濟增速下滑，一邊是延遲退休，等于每年將吃掉900萬人口的就業崗位。”

建議

退休制度不要“一刀切”

雖然目前主張延遲退休的觀點與反對聲音形成了對比甚至碰撞，但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政府主管部門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改革意向當屬意料之中。對此有專家指出，在延遲退休這個大背景下，要考慮提高退休年齡對不同人群的影響，明確政府在制度轉型過程中的責任，根據不同社會階層對退休年齡的選擇制定一套彈性退休政策，解決好不同群體的公平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員蔡昉表示，退休制度不要“一刀切”，應該充分利用一部分高技能、高素質人員的人力資本存量，同時，也要保護受教育不夠的普通勞動者。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鄭功成也提出，延遲退休年齡應盡可能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并與勞動力的供求變化、社會保險制度的完善以及相關就業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協同推進；小步漸進地延遲退休年齡再加上彈性退休制恐怕是比較理性的解決方案。

孫永勇提出，不同社會群體基于個人效用最大化對退休年齡有不同的選擇和意愿，因此有必要針對各個階層、根據具體實際情況設計出相應的法定退休年齡。□記者李唐寧 實習生 唐燕飛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