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趕超，跨越。新中國這個現代化的后來者，既要在短期內完成西方國家幾百年才完成的現代化任務，又要避免落入“現代化陷阱”；既要考慮同世界現代化接軌，又要考慮中國的社會基礎和現實可行性；既要有統一的總體目標，又要與現代化的動態過程相適應。

60年之間，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新中國交出的現代化答卷，令所有了解歷史的人驚嘆——1949年，我們連鐵釘、火柴、煤油都是“洋玩意兒”，現在，我們每五天創造的經濟總量，就相當于1952年一年的經濟總量。“兩彈一星”發射、太空漫步、“嫦娥”飛天，我們已經躋身于世界上少數幾個掌握這些高端技術的國家行列，成為“亞洲的新領頭羊”、“世界經濟的新引擎”。

在這塊曾被稱為“停滯的帝國”的土地上，奔馳的時間劃出一道人類發展的炫目曲線——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達到10.9％；六七十年代，韓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達到8％以上，新加坡1968—1973年年均增長率為10.1％。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卻以幾乎同樣的速度飛翔了整整30年。

當速度變快時，時間仿佛停止了流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許能夠解釋這樣的觀感：“西方國家在午餐后小憩的瞬間，中國就變成了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并“順便讓一半中國人擺脫了貧困”。

60年間，中國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新社會的歷史性轉變，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性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中國，在“北京時間”跳躍的數字中邁開奮進的腳步。世界，從“北京時間”鏗鏘的報時聲中，感受青春中國的輝煌奇跡。

（六）奇跡是什么？

當今天的人們探詢中國現代化動力，尋找“中國奇跡”發展秘笈時，往往會陷入矛盾和糾結之中。

有人分析，“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是決定性因素”，但選擇市場體制的發展中國家并不少見，為什么中國能取得與眾不同的成就？有人解釋，是“中國人民比其他國家的人們更吃苦耐勞”，但歷史上中國人民從來勤勞，為什么只有在這新中國的60年造就了奇跡？有人認為，是“變革推動了發展”，但從拉美到前蘇聯，選擇變革的國家不為少數，結局卻是政治動蕩甚至國家解體，為什么獨有中國能在平穩中推動現代化巨輪破浪前行？

各種觀點，對詮釋中國的成功都有一定的適用性，卻都不是決定乾坤的根本因素。布萊克在《現代化的動力》一書中曾如此論證，“現代化的核心問題，是一個社會將固守于傳統系統的政治領導轉變為熱心于徹底現代化的政治領導的過程。”對于新中國而言，“政治領導的決定性作用”，才是“中國奇跡”的核心因素。

發展政治學有關研究已經表明，一個強大的政黨對于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穩定和發展至關重要。這是新中國得天獨厚的條件——我們有以人民利益為宗旨，以民族復興為己任，有著廣泛社會基礎、組織紀律嚴整、思想高度統一、社會動員能力強大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以及它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性質和方向，是現代化建設得以順利實施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回首鴉片戰爭后百余年歷史，中國的現代化探索之所以充滿迷茫和挫敗，其根源就在于，它們都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領導，都未能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完整，建立集中統一、現代化導向的中央政權；都未能通過有效的社會制度變革，建立起一個支撐社會現代化變遷的制度框架。

新中國的成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和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不僅結束了“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的局面，讓中國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也第一次讓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追求現代化，以強有力的國家機器保障現代化進程，這才開啟了古老中國現代化的新紀元。

而改革開放之所以開辟了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也正源于中國共產黨人能把億萬人民的迫切愿望、以及對社會主義現代化規律的創新認識，凝聚為國家意志。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前無古人的偉大創造，到科學發展觀這一指導現代化實踐的先進理論，30年來，執政黨永不停滯的開拓創新，啟動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帶動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領域相應的變革，最后各種因素形成合力，共同塑造了我國現代化波瀾壯闊的畫卷。這是“中國奇跡”的第一推動力。

奇跡是什么？歌德說，奇跡是信仰最寵愛的孩子。